见证闽台文化交流的编钟
日期:2008年02月02日 出处:《闽台文化交流》 作者:吴艺娟 黄明珍 编辑:张红兴 阅读:13171次

见证闽台文化交流的编钟

吴艺娟  黄明珍


一、两件馆藏编钟

编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,用青铜铸成,因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,所以被称为“歌钟”,常用于宫廷雅乐,每逢征战、宴会、祭祀,都要演奏编钟。编钟最早出现在商代,兴于西周,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,自宋以来渐渐衰退。历代的编钟形制不一,枚数也有异。它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,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,用丁字形的木锤或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,能发出不同的乐音,每个钟的音调不同,按音谱敲打,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。一般编钟钟身呈椭圆形,象两个瓦片合在一起,上径小,下径大,纵径小,横径大,钟口边缘不截齐,两角向下延伸,成尖角形。顶端有柄的为甬钟,带钮的为钮钟。钟的各部位都有特定的名称,上部称为钲,下部谓之鼓,钟口两角为铣,钟唇曰于,钟顶名舞。在钟的鼓部,铸有精美的图饰,钲部的纹饰称为钟带或篆间,每枚钟的钲部都有36个突起的隆包,谓之钟乳或枚。

泉州市博物馆珍藏有两件清同治六年的编钟,据泉州府文庙庙志记载[1],这两件编钟是台北文庙赠与泉州府文庙的。现就两件清青铜编钟介绍如下:一、通高21厘米,钮高2.4厘米,钲长12.2厘米,舞修舞广10.8厘米,于口径15.6厘米,重3.1千克(图一左);二、通高20.3厘米,钮高2.7厘米,钲长12.1厘米,舞修舞广10.5厘米,于口径15厘米,重2.8千克(图一右)。这两个编钟是用青铜铸成,平顶,桥形钮(也叫钮钟),深直腹,上径小,下径大,钟的钲部间隔排列4列平面,其中3面刻有文字,一是篆字“文庙编钟”(图二);二是楷书“同治六年五月日铸州同衔即选训导郑秉经郊行李树监铸”(图三);三是“台湾北路淡水同知严金清谨制”(图四);四是素面无字。 (照片略)

下面,我们来解读编钟上的铭文。

1、篆字“文庙编钟”,说明这两个编钟为文庙所有,是文庙祭孔的礼器之一。

2、钟面上铸“州同衔即选训导郑秉经”,郑秉经字贞甫,台湾水田人,附贡生。当时府设教授,州设学正,县设教谕,各设训导辅佐,这些教官并不真正教书,主要协助管理学校事务,主持月课、季考等[2],相当于今天学校的教务处工作人员。

3、“郊行李树监铸”,郊行,或称“行郊”,流行于闽南和台湾地区,是一种具有明显区域性质的商业组织,“郊”专指顶盘商(即直接从生产商购货的批发商),成员仅限顶盘户。[3]

4、“台湾北路淡水同知严金清谨制”。严金清,字紫卿,江苏金匮人,以监生捐纳知县,同治五年署淡水同知;“谨”,有“谨慎、小心”之意,亦有“郑重、恭敬”之意,说明严金清对文庙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及台湾文教事业的重视。严金清到任后有鉴于当地“开辟未遍,文教未宣,民生未安,而与大溪举人李腾芳等人磋商,拟设‘明善堂’、义塾与义仓,以教化人民于无形之间,利用设竹堑堡四义塾,分别为东门义塾、西门义塾、南门义塾和北门义塾。”[4]他对师资要求严格,每3年考试一次以甄别去留,并确保品学兼优者能够留任。公余他还亲自到各义塾去稽查生徒功课,对于学有所成者予以适当奖励同治六年(1867),淡水同知严金清鉴於淡水厅设治百四十余年却无志书,乃聘金门人林豪纂修厅志,设局明志书院,自是年仲春始修,而於孟冬完稿,共得十五卷”[5]。种种记载表明,严金清是个典型的文官,非常注重文教事业。他在台湾任职的两年中,致力于发展台湾淡水厅的文化教育事业。设义塾、购礼器、兴文庙、修厅志,甚至还设立了卧碑,“卧碑”是明、清两代,政府教育机构颁布给生员的生活、言行准则。淡学开辟未久,礼乐器本尚缺然,同治五年同知严金清拨出任内罚款番银二千圆,谕饬训导郑秉经,亲赴粤东购买祭器、乐器,并添置襽衫。以潘春荫颇娴琴瑟音乐,谕令教导乐舞各生,遂使海外泮宫,媲隆上国,亦益事也”,[6]这两个编钟可能就是此次所购。

二、编钟——文化传播的载体

为何台湾北路淡水同知要送编钟给泉州文庙?主要有两个原因。

第一,编钟是文庙祭孔大典仪式所用礼品之一,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文庙很适合。

文庙,俗称孔庙,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庙宇。我国成型的文庙诞生于唐代。唐高祖武德二年(619年),官方始立文庙,文庙在设立初年经历了几次变更。首先是武德二年设立的文庙是主祀周公,以孔子配享。后来从科举考试的角度出发,官方提高了孔子的地位,使之成为文庙的主人。文庙在此具有双重功能:一是作为祭祀孔圣人的场所,所以也称孔庙二是作为府学或县学所在地,供本地学生读书之用。凡有孔庙的地方一般都附设有学宫,形成“庙”与“学”紧密结合,由学尊庙,因庙表学的格局。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,祭孔活动也日益受重视,但皇帝亲自到文庙致祭的情况较少,更没有形成定制。清雍正“四年八月仲丁,世宗亲诣释奠。初,春秋二祀无亲祭制,至是始定。”[7]“文庙祭仪,分春秋二祭,曰用仲(取时之正月)、曰用丁(取文明之象也)”[8]。皇帝都亲自参与祭孔,地方各级官员更不敢马虎。

孔子非常重视礼乐,曾说人而不仁,如礼何!人而不仁,如乐何!他认为必须用乐来配礼,用乐来缓和上下的矛盾。他指出: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,并概括音乐的一般规律:乐其可知也:始作,翕如也,从之,纯如也,皦如也,绎如也,以成乐云乐云,钟鼓云乎哉[9]。孟子对孔子有过这样的评价:孔子之谓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,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金声也者,始条理也;玉振之也者,终条理也[10]。钟磬合奏称为金石之声,金声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,以击钟(金声)开始,以击磬(玉振)告终。以此来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,赞颂孔子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。后人把孔庙门前的第一座石坊命名为金声玉振,意即希望通过金声玉振来教化大众,开拓视野、提振心灵。因此祭孔大典上都要奏乐,以示对孔子的崇敬。奏乐主要有八音: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革、木、土,分别由编钟、编磬、琴瑟、排箫、洞箫、笙、鼓、埙等乐器演奏而成。“八音之中,金石为先”,钟,音之君也。《说文》:钟,乐钟也。秋分之音,万物种成,故谓之钟。编钟属,占首位,是整个乐队的主奏乐器。“古人作乐,钟居其首编钟率为十六,与石磬相依,以谐其韵,应礼而成教化。”

第二,同治六年,台湾尚属福建管辖,两岸文化交流频繁。泉州文庙举行祭孔大礼时,重视文教的台湾淡水同知严金清派人到泉州致祭并送编钟,亦属情理之中。

闽台一水相连,在很长一段时期里,同属一个行政和文化区域。因此,无论是学政管理、建学方式,还是思想教育上,台湾基本上与福建相同。福建还是台湾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师资主要来源地,乾隆四十年,清廷准福建巡抚余文仪、学政汪新之奏请,“将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、凤山、诸罗、彰化等四县教谕、训导缺出,先尽漳、泉七学调缺内拣调;不敷,再于通省教职内拣调。”[13]这一请示后来列入了清道光年间的《吏部例则》,成为一项十分明确的政府性规定。[14]据《台湾省通志》的记载加以统计,从康熙二十六年至道光二十四年的154年间,台湾府儒学历任教授共50人,全部由福建的举人、进士及廪贡生员担任,其中泉州籍18人,漳州籍3人。在台湾府学任训导的35人,也全部是福建人,其中泉州籍12人,漳州籍2人。此外由于台湾的移民大多数来自漳、泉,教师也多从福建漳、泉两地派去,语言相通、习俗相近,加之交通便利,使得他们到台湾府县儒学任职具有其他省份学官所不具有的优势。

可见,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编钟,既是研究闽台两地文化交流的实物资料,也是两地血缘相近、语言相通、习俗相近、文化相承的历史见证。

注释:

[1]《泉州府孔庙简介》泉州市博物馆编陈垂成辑校  19872月印。

[2]林仁川:《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》文汇出版社1991年。

[3]闽商:崛起于厦台郊行的商贸传奇》厦门日报海峡周刊 2006-02-17

[4]黄新宪:《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》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。

[5]连横:《台湾通史·循吏》卷四十三列传六(下册)北京商务印书馆  1983年。

[6]陈梦林:《淡水厅志》《台湾文献丛刊·第172种》卷五 志四 学校志  台北: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。

[7]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志五十九 礼三(吉礼三)中华书局 1977年 。

[8]清余文仪:《续修台湾府志》《台湾文献丛刊·第121种》台北: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

[9]杨伯峻、杨逢彬注译《论语·八佾》岳麓书社 2000年。

[10]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。

[11][14]何绵山:《闽台区域文化》厦门大学出版社,2004年。

[12]陈碧生校注:《台湾地方史》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5年。

[13]戚嘉林:《台湾史》(上册)台湾自立晚报社 1985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