略论闽人在郑和下西洋中的作用——以福建现存碑刻为例
日期:2008年07月07日 出处:福建史志 编辑:张红兴 阅读:17936次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吴艺娟     黄明珍        

从永乐三年(1405年)到宣德八年(1433年),郑和率领庞大舟师七次下西洋,“涉沧溟十万余里”,行程远至于东南亚、印度洋、红海以及东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,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交流,在世界航海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之前,必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留一段时间。福建成为郑和下西洋的一个重要基地,这对福建的造船业、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、福建人民迁居南洋,开发南洋等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福建为何会成为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基地之一?闽人在郑和下西洋中有着怎样的作用和贡献?本文拟就福建现存的三通碑刻,对闽人在郑和下西洋中的作用做一粗略的探讨,不正之处,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三通碑刻    

1、在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(即伊斯兰教三贤、四贤墓)的右侧回廊上立有一碑,俗称《郑和行香碑》,碑高144厘米,宽28.2厘米,用青石琢成,碑文如下:“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,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,望灵圣庇佑,镇抚蒲和日记立”(图一)。至今此碑尚存,字迹也很清晰。

2泉州市博物馆珍藏一通清光绪二十八年“示禁”碑。碑为石质,长方形,抹角首,高122厘米,宽50厘米,碑文阴刻,全文如下:
    
钦加提举衔本任德化县调署,晋江县正堂,加十级纪录,十次陈为,出示严禁,事本年十二月十四日,据永春州德化县学蒲坂乡生员邓清辉等呈称:“窃辉等二世祖泉州卫世袭指挥百户,讳回公封茔,自前明成化间,安葬在宪东门外二十七都大棚山,土名云谷室,论产纳粮,四至界管,族谱炳拒,历年祭扫无異,缘封葬前后,累被辖恶势豪盗筑虚堆,甚至灭界佔葬,辉等恐后再有效尤葬,恳乞示禁,以杜后来,而免阻不胜阻,沥情叩乞恩准,如乞施行,幽明均沾,切叩等情,到县拒此,除批示外合行禁,为此示仰大棚乡以及附近各乡人等知悉,自示之后,毋许尔等在邓界内盗葬、锄掘、放纵牛羊,任意仿毁,如敢故违,一经告发,定即严拘究办,决不宽贷,毋违特示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    给(图二)

该碑从泉州市区大坪山云谷寺(即“示禁” 碑记大棚山云谷室)遗址处征集,现陈列于泉州市博物馆“泉州历史文化”陈列展厅。

3“天妃灵应之记”碑(俗称天妃碑、郑和碑),系明宣德六年(1431年)冬,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候风时镌立的石碑。碑身高162厘米,宽78厘米,厚16厘米,碑座高29厘米,碑额镌篆文“天妃灵应之记”,饰以祥云捧日图案,碑身周饰缠枝蕃莲纹。碑文楷书计1177字,详细记载了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船队七次奉使西洋,历经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实况,其中还记载了航行的时间、船只、人员、编制、修舶设备等,这可订正和补充史书记载的错误与不足。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记事刻石,苏州娄东刘家港北漕天妃宫原有《通番事迹记》碑石一块,惜已不存。故此碑为记述郑和航海仅存的珍贵文物,是研究我国明代郑和航海史的原始史料和珍贵文物。现存于长乐孔庙的化龙池旁,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为之重建碑亭,予以保护。部分碑文如下:

“皇明混一海宇,超三代而轶汉唐,际天极地,罔不臣妾。其西域之西,迤北之国,固远矣。而程途可计,若海外诸番,实为遐壤,皆捧珍执贽,重译来朝。皇上嘉其忠诚,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,乘巨舶百余艘,赍币往赉之,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……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  正使太监郑和、王景弘、副使太监李兴、朱良、周满、洪保、杨真、张达、吴忠、都指挥朱真、王衡等立。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。”⑴(图三)

解读上述碑刻,可以看出郑和七次下西洋,屡次到福建闽江口的长乐五虎门、太平港诸港停泊候风,在福建留下了许多可与史料相印证的史迹,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福建人民在郑和下西洋中所起的贡献。  

二、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随郑和下西洋的闽人

福建处于东南沿海丘陵地带,山地起伏,森林茂密而平原稀有,不利农耕,土地总面积中丘陵山地占百分之八十以上,所以素有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之称。这种地理条件造成福建沿海居民靠海谋生的传统习惯。海洋人文成为东南汉人区别于中原北方汉民的一大特色。自汉朝开始,福建人民就与东南亚等国家初有交通往来。历经唐、五代有所发展,到宋元时代,随着福建海外交通的繁盛发展,航海事业亦同时臻于高峰,泉州成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。这一时期,我国航海人才多荟萃于福建,明初福建海运未衰。此外自唐代开始,福建即有人在海外定居成为华侨,遍布东南亚等各国。他们与当地居民友好相处生活。郑和出使西洋,要在这一带国家“宣德化而柔远人”,发展友好往来,招聘熟识诸番风土人情的福建出海必需人员,不但能起到向导的作用,而且福建人与海外华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,对于郑和舟师聘访各国特别有利。通过对以上三通碑刻的解读,我们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位代表性人物跟随郑和出使过西洋。

1、蒲和日

 明代人,祖先为阿拉伯人,蒲寿庚之侄,蒲寿晟之子。《蒲氏家谱》载:日和,字贵甫,寿晟公次子。秉清真教,慎言谨行,礼拜日勤。元至正间,清真寺损坏,里人金阿里与之成厥事,重修门第,皆以大石板砌成之,极其壮观,石匾额上镌有名字,至今犹存。至永乐十三年1415年),与(总兵)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,有功,加封泉州卫镇抚,圣墓立碑犹存⑵。根据《蒲氏家谱》记载,蒲家是福建地区航海世家,精通航海之术,通晓外域掌故。蒲寿庚的侄子蒲和日,是位虔诚的穆斯林,在元末时他和金阿里共同修造了泉州的清净寺,后参与永乐十五年(1417年)的第五次下西洋。在此次出航前,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到泉州穆斯林圣迹灵山圣墓进香,蒲和日为此勒石立碑,名为《郑和行香碑》。他在归国后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,并负责守卫灵山圣墓。《郑和行香碑》立碑者为蒲和日,《蒲氏家谱》记载为蒲日和,均为泉州卫镇抚,又均参与郑和下西洋,如此巧合,当为同一人才是!

灵山圣墓又称伊斯兰教圣墓,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兰教圣迹,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伊斯兰教创立不久,就传入了我国。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过:“学问,虽远在中国,亦当求之。”他的话鼓舞了广大穆斯林。从公元七世纪开始,阿拉伯穆斯林就沿着海陆交通线到达中国,借助贸易或旅行,传播伊斯兰教,泉州成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。《闽书》载:灵山“(穆罕默德)有门徒大贤四人,唐武德中来朝,遂传教中国。一贤传教广州,二贤传教扬州,三贤、四贤传教泉州。卒葬于此山。然则二人,唐时人也。二人自葬是山,夜光显发,人异而灵之,名曰圣墓,曰西方圣人之墓也。”⑶闽南俗语曰“圣”曰“灵”。所以地叫“灵山”,坟称“圣墓”,含有灵异和尊敬双重意思。现存两墓并列,墓盖用花岗岩雕刻,墓后倚山建马蹄形回廊,高约3,廊内有历代石碑5方,正中的阿拉伯文辉绿岩碑刻,记述两位先贤在法厄福尔时代来到中国。 唐宋以来,有众多的阿拉伯人往来以至于留居泉州,三贤、四贤墓成为中外伊斯兰教徒瞻仰朝拜的地方,圣墓近旁有数以百计从元至清到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古墓。至今,泉州的回民每年在“开斋节”举行游坟时,大家聚集灵山,人人先往三贤、四贤墓行香礼拜、诵念《古兰经》,然后才各自到其已故亲人的墓地祭扫。⑷随着宋元时期泉州港的繁盛,泉州灵山圣墓也因人员的频繁交往而见称于诸伊斯兰教国。

忽鲁谟斯,伊斯兰国家,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(Minab)附近,临霍尔木兹海峡,扼波斯湾出口处,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,“忽鲁谟斯,西洋大国也。自古里西北行,二十五日可至。永乐十年,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,稽颡阙下,而远者犹未宾服,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,赐其王锦绮、彩帛、纱罗,妃及大臣皆有赐。王即遣陪臣已即丁奉金叶表,贡马及方物。十二年至京师。命礼官宴赐,酬以马直。比还,赐王及妃以下有差。自是凡四贡。和亦再使。后朝使不往,其使亦不来。宣德五年复遣和宣诏其国。其王赛弗丁乃遣使来贡。八年至京师,宴赐有加。正统元年附爪哇舟还国。嗣后遂绝。宣德五年复遣和宣诏其国。其王赛弗丁乃遣使来贡。八年至京师,宴赐有加。正统元年附爪哇舟还国。嗣后遂绝。”⑸自永乐十一年郑和出使其国之后,郑和接下来的三次下西洋均有出使该国,明朝与该国官方往来一直很友好。明宣德之后,倭寇猖獗。明当局采取“寸板不许下海”,“片帆不许出海”的禁海之令之后,才逐渐断绝与忽鲁谟斯的往来。

郑和出身于伊斯兰教家庭,本身也是一个伊斯兰教徒,这对于他通好伊斯兰教诸国,是个极其便捷有利的条件。为了与伊斯兰教各国搞好关系,也为了更好地实现与西亚、东北非各国建立邦交这个政治目的,当然也含有出于宗教徒的虔诚。郑和在第五次下西洋泊舟长乐期间,来到圣墓行香。通过这一宗教仪式,有助于取得各伊斯兰教国的信任,也有利于推进其远航西洋的事业,以便更好地完成明王朝所交付的使命。

2邓回

安溪县湖头镇二村邓国兴家中藏有一部《邓氏家谱》,开卷第一页记载:“父讳功福公。始祖伯讳仁公。从太祖平天下,官受南京留守卫,无传。始祖讳起公。袭兄职业,比试不中,调泉州卫习射将军。葬在平岭山水磨坑。生一男,讳回公。二世祖讳回公,从郑和太监过西洋,号曰过番。葬在云谷室。生一男,讳铜公。”⑹邓回的伯父随明太祖打天下,在南京任留守卫。邓父袭兄职,任泉州卫习射将军。邓回曾跟随郑和下西洋过。

当然家谱所载之事,未可全信,亦有可能是后人为了彰显自己的家世而穿凿附会。20045月初,大坪山云谷室遗址附近发现一块邓氏后人所立的邓回墓葬示禁碑。碑文刻于清光绪二十八年,是当时晋江县令应邓回后人要求而立的,目的是使邓回墓免受当地一些恶势豪盗的人为破坏及牛羊伤毁。碑文明确记载邓回曾任泉州卫世袭指挥百户。这与《邓氏家谱》所载内容可相互印证。

坐落于湖头镇的古码头,有安溪境内目前被发现的惟一一座纪念郑和的庙宇。据湖头李姓族谱和相关史料记载,明正统元年(1346年),官至巡宰的湖头人李森捐巨资贯通晋江西溪湖头境内段(时名清溪)的船运航道,衔接泉州航道。但由于沿途险礁多、水流急,无人敢驾大型船舶行驶。永乐年间,郑和下西洋途经泉州,湖头籍船员邓回告假返乡探亲3天,为了不误行程,郑和雇船送邓回从此往返。邓回顺利返泉后,泉州大小船舶纷纷效仿,逆流而上抵达湖头镇,该镇的渡口渐成码头。永安、安溪等地的茶叶、瓷器等从这里源源不绝运往泉州,销往国外;大批洋货从泉州运往此地销往内地。湖头人为了纪念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的郑和,在码头依溪立庙,建立了“大使宫”,塑郑和金身像——“大使公”,并将郑和批准邓回返乡之日的农历718日定为奉祀日。⑺ 根据家谱、族谱记载,民间传说、信仰,及碑文记载,我们可以推断邓氏祖先邓回曾随同郑和下西洋。

3王景弘

王景弘,福建漳平人,生卒年不详。明洪武年间(13681398),入宫为宦官,侍奉燕王朱棣。建文年间(13991402年),王景弘随朱棣起兵,助朱棣夺取帝位,得朱棣赏识。《明史·郑和传》载:“永乐三年(1405)六月,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到通使西洋,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,多赍金币,造大船……”⑻;清晋江蔡兼秋《西山杂志》载:“王景弘,闽南人,雇泉州舟,以东南沿海名舟导引,从苏州刘家港入海,至泉州寄泊”。嘉靖《太仓州志·通番事迹碑》载:“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朔,正使太监郑和、王景弘,副使太监朱良、周福……”;《天妃灵应之记》碑:“正使太监郑和、王景弘、副使太监李兴、朱良、周满、洪保、杨真、张达、吴忠、都指挥朱真、王衡等立。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” ;“敕:南京守备太监杨庆、罗智、唐观保、大使袁诚。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,……敕至,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、王景弘、李兴、朱良、杨真、右少监洪保等,关领前去应用,不许稽缓。故敕。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”⑼

多方资料记载,王景弘在永乐三年(1405),奉成祖命,以协助正使郑和,出使西洋,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,经东海、南海,最后到达忽鲁谟斯(今伊朗阿巴斯港)后返航。历时两年多。永乐五年(1407年)十一月,王景弘与郑和再次率船队出使西洋,并送各国使臣回国。永乐七年(1409年)七月,船队回到南京。同年九月,王景弘与郑和受命第三次出使西洋。永乐十年(1412年),王景弘受命,到闽、浙沿海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,在太仓、长乐、福州、泉州等地督练水师、监造海船、修建天妃宫。永乐十一年(1413年),成祖北上,到北京建新都。王景弘随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,兼管招募舟师、监造海船等事务,为郑和第四、五次出使西洋做准备。永乐十九年(1421)正月,王景弘和郑和受命第六次出使西洋,并护送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时随船来中国访问的17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节回国。洪熙元年(1425)八月,与郑和一起选用下西洋官兵1万余人,修造南京大报恩寺等宫庙。宣德四年(1429年),王景弘受敕省视南京旧皇宫。同年四月,开始督造船只,操练水兵,准备再下西洋。“宣德五年六月,帝以践阼岁久,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,于是和、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”。⑽宣德七年(1432年)三月,郑和卒于古里,王景弘率船队,扶柩返航,西洋十余国派使臣随船队,到北京朝贡。正统元年(1436年),英宗命王景弘停罢采买营造,不再使洋。王景弘晚年潜心整理航海资料,撰有《赴西洋水程》等书。

据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,王景弘出使西洋,历30余国、60多个地区。每次使洋,都随带金银、丝绸、铜铁及各种工艺品与外国交流,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通商关系,开辟“海上丝绸之路”,促进中国与亚洲各国间的经济、文化和科技交流,增进友谊。在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,郑和总揽事务和兵权。而作为船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,王景弘主要负责航海路线的选择、船队的管理和突发事件的处理,侧重于航海事务。王景弘一生中,无论是协助郑和完成七下西洋的伟业,或是致力于中国与亚非诸国的友好关系,还是在整理郑和航海资料方面,都无愧于与郑和并列而载入史册。

4、火长、舵工

大海航行靠舵手,行船上重要的关键人物之一就是舵工和火长,他们通常在一个封闭的小船桥内驾驶船只,起居饮食都与船上其他人分开。海船沿海岸航行,并不迫切需要辨别方向的仪器,老练的舵工熟悉沿海岸水域的海水深浅,看海岸远近趋深避浅就,已经足可胜任。但在深洋大海中航行,舵工掌舵就要听火长指挥。在茫茫大洋中航行,一望无边,罗盘是必不可少的航行仪器之一,舟师识地理,夜则观星,昼则观日,阴晦观指南针惟凭针盘而行,乃火长掌之尔!”⑾ 关于火长《汉语词典》做如是解释:1、古代军队基层组织中的小头目。2、泛指兵卒。3、指挥船只航行的人。我们这里所说的是第三种意思:指挥船只航行的人。相当于领航员或者现代军舰上的航海长。郑和下西洋时,首先考虑从福建选拔所需航海技术人才。据调查证实,福建的长乐、福清、莆田、连江、永春、泉州等地有各类航海技术人员随同郑和下西洋。如长乐人舟师黄参、福清人阴阳官林贵和、莆田人百户柳兴、连江人王通保、闽县人严观、连江人陈连生、永春人刘孟福、泉州人白本头等,⑿这类技术人才,正可用来补充船队的技术力量;此外还有众多不见史书明文记载的火长、舵工。王景弘就曾受命到闽、浙沿海招募大批水手和造船工匠,在太仓、长乐、福州、泉州等地督练水师、监造海船

  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看到,闽人在郑和下西洋中,不仅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大批建造海船的能工巧匠、适合远航的海船;还有为数众多的火长、舵工、水手。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其下西洋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
 

 

注释:

⑴、碑文详细内容参见陈延杭 朱家俊:《郑和下西洋在福建的史迹调查》,《郑和下西洋论文集》第一集 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年。

⑵、⑹、陈桂炳:《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泉州人》,《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·三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55月。

⑶、何乔远:《闽书》卷7《方域志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6月第1版。

⑷、黄润秋:《浅谈泉州回族风俗》,泉州文史资料 12辑,政协福建省泉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,1994年。

⑸、《明史》卷326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。

⑺、泉州普查郑和下西洋史迹发现安溪“大使宫”,中新社20040517日。

⑻、⑽《明史》卷340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。

⑼、《西洋番国志、郑和航海图、两种海道针经》向达 校注,中华书局2000年。

⑾、朱彧:《萍洲可谈》卷2

⑿、李玉昆:《伟大的航海家王景弘》,载《王景弘与郑和下西洋》福建省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编,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,2004年。